百万雄师文 / 欧洲金靴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以追求和实现公平正义为己任。 党成立不久制定的最低纲领提出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压迫，最高纲领提出铲除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要先后以革命方式和建设方式不断争取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毛泽东同志的公平正义思想，就集中体现在他一生为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利益而进行的思考和探索上。 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要“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他始终践行为人民服务的信念。
一年后的12月26日，在毛主席120周年诞辰之际，人民网发表社论评述：
纪念毛泽东，是因为他倡导为人民服务，使社会公平的思想深入人心。
什么是公平？
近代历史是农村的城市化，而并不像古人所说是城市的农村化。
但是，只有毛主席打破了约定俗成的农民起义公式，他完全不介意在城市的对立面兴起一座工农堡垒，宛如在倒转近代历史进程的方向。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一个令人啧啧称赞的历史性景观由此出现：为发达工业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斗争学说，被毛主席运用成为了落后农业国家的农民阶层的革命长枪。
我们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年代，毛主席的农村学说继续表现在强调发展农村区域的社会经济，强调社会改革真正所在地应该在农村，且强调城里的居民应当到农村去，和农民同住、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荣誉。
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的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时隔三十八年再登井冈山，72岁的主席踱着步，喃喃自语：
我们的高级干部啊，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专门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呢？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 苏联政权改变了颜色，苏共党内就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 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
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再度强调：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
1957年的“反右”之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更广泛地深入各级党委和群众使用，在《做革命的促进派》一文中，毛主席不止一次点出：
在这样的民主(指当时开展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引者注)的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 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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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多伊彻曾经认为：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情形，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渴望输入最现代的革命学说、最新型的革命，并且将之转变为行动。由于本国没有“开山鼻祖”，因而中国的共产主义直接继承了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站在了列宁的肩上。
一个回避不掉的现实是：中国拥有绵延冗长的封建贵族政治历史，中华民族的整体政治意识早已经被「上治下」观念束缚捆绑已久。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自由人的联合体”，其本质就是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达到了高度而完美的结合。
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都能在决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
同时，列宁还对实现共同富裕进行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他早在1902年就指出：
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进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革命，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
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而言，是毛主席第一次在中国这片历来被皇儒思想笼罩的土地上提出“大逆不道”的共同富裕思想。
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两年后，毛主席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
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着共产党走没有意思…… 为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毛主席的共同富裕思想，理论上源自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创新发展，文化上源自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批判继承，实践上源自对符合中国道路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念的积极探索。
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在中国伟大的革命历程中，毛主席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对中国社会的贫困根源做出了更加科学的判断。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所以毛主席一生中会不止一次地强调：
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他为什么会提及子女？从勒令留苏归来的岸英必须参加土改劳动、不准坐办公室里享清净，到勒令两个女儿“必须夹着尾巴做人”，他为什么看起来对子女不温？
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
对子女的严苛就是对群众的公平，对子女的严苛就是对封建复辟的反击、对革命果实付诸东流之危险的抵御。
要比贡献，不要比享受。 她们(李敏和李讷)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们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1965年，主席又对李敏她们提到：
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
后来一次，主席在同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谈起领导干部子女的教育问题，主动问道梅白：“你记得曹操评汉献帝的话吗？”
不错，你读书不少。 现在有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也是‘汉献帝”’，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娇生惯养，吃不得苦，是温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 中央、省级机关的托儿所、幼儿园、部队的八一小学，孩子们相互之间比坐的是什么汽车来的，爸爸干什么，看谁的官大。这样不是从小培养一批贵族少爷吗？这使我很担心！
如今看遍故宫奔驰大G、湖南子彬公易氏家族、江西周公子等闹剧的我们，应对「公平」更有追忆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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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初秋，延安的一天，毛主席要到延安马列学院做报告，院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召来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处长韩世福，要他们四人去杨家岭接毛主席。
那才不像话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 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 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的嘛。 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用我们的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什么是“延安作风”？就是1940年2月主席在延安说的：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罗伯特·米歇尔斯在20世纪初有过这样一种预言：
社会主义者也许能够取胜，但那已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其拥护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就会自行消亡。
延安的二十余年后，主席非常“毛泽东式”的又一次捍卫了公平——他不允许社会主义“自行消亡”。
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 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 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 总之，人民自已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份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
跋
如前文所言，列宁等革命前辈都曾畅想过共产主义的终点，然而站在导师们肩膀上的毛泽东主席，却看到了终点后新的起点。
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 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
近来爆火的“二舅”说：“不要回看走过的路”——这种表面豁达淡然实际为一种“非暴力不合作”式的妥协，我昨天已有分析，它并不能帮助被新生资本主义困住的无产阶级脱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