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雄师三年困难时期的危机，我们终于熬过来了。
但是，前面我们提到的“信阳事件”，令老人家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有了新的看法。
这些地方干部为了自己的政绩，大刮虚报浮夸风，逼得农民把最后的口粮都交出来，造成饿死人的情况，这种干部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他们表面上是我们的干部，但实际上他们已经蜕变成敌对阶级。
当时大部分人文化程度低，不是文盲就是半文盲，而不识字就看不懂文件，看不懂文件又怎么传达我们的大政方针呢？又如何将实际发生的情况上报中央呢？可见，我们当时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多难。
而识文断字有点文化的人出身基本上是地主富农以上的家庭出身，在旧社会时，也只有富农地主等家庭出身的人，才有可能读到大学，普通老百姓连私塾都读不起。
1957年开始，苏联停止对我们的投资，之后逼迫我们还债，于是在我们的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下，为了维持住工业化，老人家提出了让地方加入到工业化的进程中来，于是我们将四大权利下放到地方，其中就包括人事权。
人事权下放到地方之后，在当时大部分都是文盲和半文盲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在人事任免中便任用了一些有文化的人来当干部，而这些有文化的人出身就是曾经被革命的对象，他们在土改中失去了原来手中的利益，现在混进了干部队伍里，自然会为了他们原来的阶级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
类似“信阳事件”的爆出，这些出问题的干部出身，不是富农就是地主，这令老人家不得不重新思考阶级和阶级斗争。
在大跃进期间，除了爆出“信阳事件”之外，还有些干部开始搞特殊化，他们不但不参加劳动，还出现了多拿多占的情况。
因此老人家认为，搞特殊化的干部脱离了人民群众，迟早会出问题。
此时周边环境也变得日趋紧张，北面的苏联和我们关系日益恶化，西面的印度刚被我们打趴下，但是南面还有美国亲自下场的越南战争，东面的蒋介石还在和日本勾勾搭搭，企图反攻大陆，战争随时都可能发生。
一旦战争发生，这些混在人民群众中的腐化堕落的干部会不会成为带路党呢？
所有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最终老人家认为需要进行一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否则就可能出现修正主义，导致和平演变。
于是从1963年至1966年5月，我们开展了“四清运动”。
一开始农村的四清运动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这样可以将腐化堕落的干部侵占的利益清理出来充实农村，解决农村的实际困难。
城市中搞的则是五反运动，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
可以看出，无论是农村的四清还是城市的五反，最初目的是从腐化堕落的干部中清理出被侵占的剩余积累，防止大家的劳动成果被少数人占有，对于三年困难时期之后将这些贪污腐化的干部侵占的财产清理出来，无疑可以缓解当时的困难。
到后期在四清运动中出现了种种问题之后，才由单一的清经济，演变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运动。
四清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防止在中国发生修正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四清运动变成一场全国性的运动要从1963年5月算起，老人家在杭州召开会议，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
会议制定出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前十条讲了什么内容呢？
一开始就讲认识是从斗争和实践中来，过去没有认识到的，需要在斗争和实践中认识，因为世界在发生变化，因此要发动群众斗争和实践，才能提高他们的认知，否则他们就无法识别混在队伍中腐败堕落的干部。
有了这个基本前提，接下来就是解决农村中存在的十个问题。
十个问题的大致意思是，我们必须坚持“三面红旗”，同时要看到阶级依然存在，依然需要阶级斗争，而进行阶级斗争要依靠贫下中农的无产阶级，同时要注意方法，要团结大多数人，建立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清理干部中腐败堕落分子，要求干部参加劳动。
这里特别提一下，老人家为什么要强调干部要参加劳动？
因为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培养阶级感情。
人与人之间只有关系上存在共事，才有可能共同经历一些事情，只有共同经历一些事情，才能在心理上产生共情，最终在思想上产生共鸣。
战友之间的感情为什么很深，因为一起上过战场，一起生死与共，才会有这种过命的交情，而干部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不跟人民群众接触，怎么跟人民群众共情和共鸣？
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干部参加劳动，便没有时间和机会在办公室里喝茶琢磨贪污腐败的事情，在田间地头有群众监督，哪有时间和机会？等干了一天活儿之后，回到家已经筋疲力尽，倒下床就睡着了，哪有精力琢磨腐朽堕落的事情？
前十条给了纲领性的方向，于是全国陆续开始四清运动的试点。
1963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一线领导挂帅。对于一线领导来说，清理干部队伍有必要，因为要恢复经济，必然需要资金，而资金可以从贪污腐败的干部身上获得。
1963年9月，一线领导在前十条的基础上，又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提出了更具体的方法。
前期对于四清运动的态度，一线领导与老人家一致，就是要清理地方存在的有问题的干部，方向大家都认同，接下来就是清理的具体方法。
对于方法和策略，老人家讲了两点：
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
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在一个点上。
但一线领导在实际操作时，却采取了不一样的做法。
前十条和后十条，从方向和方法上都给了四清运动较为完善的方案。
1963年11月14日，老人家再次发出《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也就是对前十条和后十条的解释说明，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能够清楚明白，包括地、富、反、坏、右这几种需要被改造的人也清楚明白。
这个通知写得很清楚，要基层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农民讲明白，懂得我们的政策，随时总结经验，纠正缺点，发扬成绩，不搞阴谋诡计，而是光明正大地告诉大家，我们这场运动会是怎么搞法。
前十条和后十条以及补充说明的通知，本身都没有什么问题，至于公知要将其定义为“左”，只能说这种说法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而不是出于解决问题的态度。
但是，在实际的四清运动中，确实出现了“左”的问题，不过出现“左”的问题不是老人家，而是一线领导。
1963年11月，一线领导派夫人到河北省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进行四清运动，后来形成了“桃园经验”。
桃园经验是先搞扎根串边，访贫问苦，从小到大逐步组织阶级队伍，然后开展背靠背的揭发斗争，就是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揭发举报，被揭发的人集中起来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开展对敌斗争，最后进行组织建设。
桃园经验后来被一线领导推广，原来四清运动由县委领导为主，变成了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县，工作队领导县以下搞四清，大量工作队下到点上，变成了大兵团作战，让百万干部下乡蹲点搞运动。
这种做法不再依靠当地的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反而变成了对基层干部的肃清。
然而，这套经验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领导夫人是否具备搞四清运动的资质？从组织关系上来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否则容易将组织的事情变成家务事。
其次，原本是走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团结大多数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了以工作队来指导群众运动，抛开基层干部。
另外，在四清运动中不但抛开基层干部，还对基层干部及群众使用逼、供、信和体罚等手段，这就使四清运动清理的对象出现了偏差。
实际上，职位的高低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干部可能侵占公有财产的多少，因此真正应该清理的是地方上的中高层干部，而不是基层干部。
另一方面，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占绝大多数，如果清理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无疑就是将我们与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而我们代表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样做无疑就会让人民群众对我们产生怀疑。
公知喜欢定义意识形态，而这种做法才是真正的“左”倾，打击了大多数的基层干部。
老人家对这种做法感到不满，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和具体做法上，老人家和一线领导出现了分歧。
因为四清运动斗争的初衷是要清理混在革命中的腐朽干部和反动分子，但实际操作变成了对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打击。
这让老人家认为，一线领导的做法变成了保护那些真正需要清理的中高层干部，而这些干部干的事情就像信阳事件中的路宪文之流，“以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搞的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因此，这些人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由此老人家认为，地方上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后来的走资派，而一线领导在四清中的做法就成了这些走资派的保护伞。
因此，老人家认为，走资派不仅存在于地方，而且还存在于中央，因为当时一线领导挂帅的四清运动实际上就是在保护走资派而打击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
于是在1965年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对于一线领导的四清经验错误进行了批评和纠正。
1965年1月14日，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
二十三条阐述了当前的形势，运动的性质和衡量的标准，重新提出了工作方法，以及如何对待基层干部和实行民主监督等问题。
二十三条取代了后十条，成为四清运动的工作文件。
此时，老人家认为，走资派在地方和中央已经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因此需要发动更大的运动来解决问题。
老人家和一线领导在多个领域出现分歧，在四清运动中彻底爆发出来，那么到底是哪些领域出现分歧呢？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篇《四清运动（三）：毛刘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