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是宋国贵族的后裔，年轻时拜在儒家门下学习礼乐之术，但是越学越觉得不对劲——孔门儒学的终极目标是复古，用周礼治天下，而周礼的核心逻辑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即用可违反的道德来教化贵族，达到“亲亲相隐维护贵族利益”的目的，用不可违反的刑法来实控人民，造成恐怖的阶级专政。墨子认为，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些没日没夜奔走四方的人民群众，也是和贵族一样的人，他们应该有自己的权利。墨子一怒之下离开儒家，根据儒家的主张，提出截然相反的一套理论。儒家要求仁爱从自身发起，逐渐向外扩散到亲人、宗族、朋友、世人，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但必然造成一个又一个小团体，为了自己的仁爱而攻击兼并其他团体。墨子便号召兼爱，“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无有私也”，全天下的人不分血统、国籍、职业、社会地位，都要互相爱护彼此，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墨子用兼爱的理论，强行抹平了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在底层提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整体上提倡“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儒家要求弟子行仁义，但这种道德层面的仁义是脱离现实的，对弟子的素质要求非常高，没有圣人资质是做不到的。于是墨子号召“义利并举”，兼爱即兼利，我爱你就要给你利益，你得到我的利益便要爱我，同时给我利益，最终达到“天下皆得其利”的目的。这就给兼爱的上层建筑，构建了现实利益的经济基础，让兼爱有了可操作性，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墨子便顺理成章的提出“尚贤”的概念，即“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要求全天下的人选择贤良圣明的人立为天子，次一等的人立为三公，再次一等的人立为诸侯，共同治理天下。通过“尚贤”的概念，墨子便打破天子世袭、官僚享受子宫福利的世卿世禄制，把选举权交给人民群众。一旦选举结束，那么自天子以下的人都要服从天子的命令，“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思想上和天子保持一致，枪杆子也要听指挥。而在内部，“尚同”的具体表现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人人不分贵贱，天子和庶民领一样的工资，防止阶级固化，子宫福利卷土重来。有了以上的理论基础，墨子亲手打造的墨家，便成为战斗力极强的组织，《淮南子》里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而为了反驳儒家“畏天命”的说法，墨子主张“非命”——人的命运并不是天生的，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生在什么样的国家，都不是你自暴自弃的借口，只要你愿意努力奋斗，贫富贵贱都是可以改变的。有思想信仰，有利益分配，有阶级流通，有公平正义，墨家毫无疑问是同时代最有活力的组织，也战斗力最强大的。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开创的墨家吸引了数不清的底层贫苦人民，迅速发展壮大，《韩非子》里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记载“墨子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因为在春秋战国的乱世，底层贫苦人民在墨家看到生存的希望，看到改变世界的希望。相对而言，原教旨的儒家理论，偏向提供稳定的等级秩序，有利于上层统治阶级，墨家倾向于团结下层，更质朴简洁，有利于下层被统治阶级。正因为这样的特点，墨家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信徒遍布天下，一旦历史的进程走到秦汉帝国，墨家逐渐消散于世间。墨家要求人民群众选举天子，但自从夏商周以来，天子都是标榜受命于天的，一旦接受了墨家的理论，那就打破了天子的神性和合法性。而且天子的祖先披荆斩棘才打下这份家业，凭什么要让给其他不相干的人？对于天子家族来说，这完全不符合血酬定律。墨家要求按个人的才能选拔官员，那么官员的命运和天子一样，不能传承，不能世袭，荣禄止于己身。毕竟第一代官员是有才能的，但谁能保证他们的后代也有才能，还能被选拔出来？尚贤确实是好事，但对于官员来说，哪有“荫庇”对自己有利？一旦可以荫庇，只要自己做了官，便可以让后代免试做官，这就成了变相的世卿世禄制，多么美妙的事？天子和官员之所以能对人民群众生杀予夺，根本原因不是他们的能力配得上那份权力，而是明确的等级制度维护了他们的权力。就像资本家最大的财富不是存款，而是数量庞大的穷人一样。有了泾渭分明的阶级，下层才需要讨好上层，穷人才需要巴结资本家，于是统治阶级和资本家便有了权力。而墨家的尚同要求不分阶级，同吃同住同劳动，不管付出多少都领一样的工资，这就剥夺了统治阶级奴役被统治阶级的基础。没有阶级了，他们的权力如何体现？没有下层人民群众了，官老爷的地位如何彰显？再进一步来看，墨家的一整套理论，都在否定等级剥削、兼并战争的所谓合理性，如果人民群众信了墨家，那剥削和兼并还怎么继续？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天子和官员便要排挤墨家，甚至在史书里隐去墨家改写历史，异口同声的选择了维护等级制度的儒家。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儒家虽然缔造了中国超稳定的社会，让中国在内忧外患之际都不会分崩离析，但反过来看，这种以等级制为核心的超稳定社会，其实和印度的种姓制有异曲同工的地方。唯一的区别是，印度种姓制是绝对静态的，中国儒家的等级制是缓慢流动的。墨家是偏向下层的学术组织，但对弟子的要求非常高，一旦加入墨家，便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勤俭节约不能享受生活，总而言之，以圣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过苦行僧的生活。如果不是国破家亡的危难时刻，做一名合格的墨家弟子确实有难度。所以墨家在春秋战国的乱世“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到了秦汉帝国的治世，便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共同选择下，迅速没落直至一蹶不振。随着墨家消亡，墨家的几何学、光学、力学等知识，也一起消散，让中国失去另一种可能。随着墨家被秦汉统治阶级打压排挤，战国流传下来的侠客风气却越来越浓烈，到了东汉末年，甚至有赞美杀人复仇的潜规则。比如曹魏大将夏侯惇，读书时有人羞辱他的老师，夏侯惇一怒之下杀人，结果“以烈气闻”，人们当作是一种美德。战斗力极强的墨家被打压排挤，民间侠客风气便盛行起来，世上有这么巧合的事吗？归根到底，墨家在统治阶级那里没有存在的价值，便继续向民间下沉，墨家的思想化入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墨家的实体进入绿林。于是在治世的时候，那些被等级制度压迫的人们呼啸山林，拥立一个当家的，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大秤分金银。一旦遇到乱世，绿林好汉们便冲向城镇，说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准备推翻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中国两千多年来，儒家是上层统治阶级的精神世界，墨家始终是底层人民群众的生存指南。时间进入晚清，中国遭受欧美列强的侵略，面临比以往任何乱世都复杂的局面，于是浙江经学大师孙诒让校注《墨子》，写成《墨子间诂》一书，不仅把墨子从故纸堆里翻出来，还将墨子研究推上新高度。此后数十年，历代谋求救国的豪杰，都从墨子的思想中寻找智慧。湖南谭嗣同是晚清名士，非常推崇墨家“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风格，认为取法于墨家，人人有牺牲精神才能救中国。后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本可以逃生，但他自愿走向菜市口。因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牺牲开始，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的学生杨昌济也深受墨家的熏陶，百分百认可墨家的兼爱、勤奋、节用等价值观，并且身体力行的实践。杨昌济在湖南一师教书，遇到弱冠年纪的教员，不止一次的告诫他要“看墨子。”有这样的师承，教员在青年时期便向墨家靠近，有了浓重的墨家弟子风格。“懒惰为万恶之渊薮。人而懒惰，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步，继则衰弱，终则灭亡，可畏哉。”到北京参加工作，他又遇到认为“墨家之价值固不减于孔孟”的李大钊，以及提出“墨家国粹优于儒家孔子”的陈独秀。从读书到工作，各路名师前辈都在向他推荐墨子，更加强化了墨子对他的影响。我觉得，教员是先接受了墨子的一系列理论，然后顺理成章的接受了马列主义，因为这两个分别出现在古代中国、近代欧洲的理论，虽然叙述风格不一样，但宣扬的价值观是差不多的。于是在参加革命以后，马列主义和墨家理论合二为一，教员中西合璧，集两家之所长——打造出“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党员队伍和革命战士，从井冈山牺牲到抗美援朝，从江西苏区牺牲到新疆西藏。打造出“尚同”的组织，中央发出的决议，军队和地方都能不折不扣的执行。打造出“义利并举”的经济模式，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完成耕者有其田的目标，给救中国的革命宏大叙事，搭建起经济基础的底座。建国后号召大公无私，希望每个人都能与其他人和睦共处，这是兼爱。大力办教育，然后在人民群众中选拔人才，这是尚贤。鼓励全国人民战天斗地，人的努力一定能胜过天意，这是非命。墨家的日常劳动一度被儒家贬斥为“贱人之所为”，但教员也将劳动提到相当的高度，鼓励全国人民积极参与劳动，和墨家弟子一样以苦行僧的方式锤炼自己。而那些旧社会留下来的儒家知识分子，也被他下放到农村，希望他们和墨家弟子一样“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最终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中国是马列主义的外衣、墨家的骨血，近代革命可以看做时隔两千多年，墨家向儒家的复仇。而在这个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教员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新的墨家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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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雄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