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很多人表达了对“90年代”的无比怀恋之情，有些90后是记不太清了，有美化滤镜的成分在；有些是很多00后压根没经历过，道听途说瞎起哄；还有些人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们揣着什么明白我就不说了。虽然我也是一个90后，但是我记性比较好，而且从小就留意一些社会上的事情。我想说明的事情很直白：90年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很美好的日子——“人民富豪”除外。本文从八个方面简单说一说。90年代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吏治腐败，这个在《建国大业》这部献礼电影中，都要吐槽一下：“反腐，亡党；不反，亡国”。当时真的是小官大贪、大官巨贪、无官不贪。90后们当时比较小，但是问一问步入社会的大人们的评价，那时候不给钱（行贿），就是办不成事。还有很严重的三公消费的问题：公款吃喝、公款娱乐、公款旅游、公款出国、公款购买奢侈品、公车私用、小官豪车……这些现象可以说是所有地方都有，每一个例外。每座城市甚至是县城、乡镇，都有三公消费养活的洗浴一条街、高端饭店一条街，纳税人的钱就这样被白白糟蹋，用作了各种擦边球消费和出国奢侈消费。同时，公务员“打白条”现象也非常严重。十八大之后吏治逐渐清明，老百姓们肉眼可见的对腐败的不满情绪逐渐消弭。当时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中，还专门让老革命老干部陈岩石特别批判了“官不聊生”的说法。关于十八大之后的反腐力度，知名历史作家二月河有这样一个评价：“从历史来看，我们阅读二十四史，反腐从来都是一个经常的事情。但是二十四史里面，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时期曾经有过现在这样的反腐力度。”一方面，2300万工人大下岗（另说下岗总人数为3000万）；另一方面资本家允许入党，剥削阶级纷纷化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登堂入室，90年代成为建国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地位差别最大的年代。一生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老作家魏巍同志，因为反对“资本家入党”，主办的《中流》杂志停刊，人被强制就医，享受的离休待遇暂停，不得见外人、通话被录音，医院保卫科科长跟魏老爷子关系好，还被调离了岗位。而当时遍地丛生的邪教势力，人员最大的构成基础是无业的下岗工人。东北和华北的老工业地区，是受下岗潮影响最大的地区，华北出了一首《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唱的就是下岗潮之后没落的北方工业城市。而“共和国长子”东北地区则被贴上了“小姐产地”“黑社会产地”的标签，因为男男女女都没有了工作，他们南下能做什么？女性出卖身体，成为特殊行业工作者；男性也出卖身体，成为打手。相比而言，资本家成为了各地“招商引资”的财神爷，很多地方官员都发表过“经商人士”地位第一的类似言论，而打工人的权益无人维护，那时候血汗工厂、拖欠工资成为了非常普遍的现象，更不要提黑砖窑、黑工厂等现象。农民的负担非常重，除了农业税之外，还有杂七杂八的摊派。《人民的名义》原著中，李达康就是搞摊派逼死了人，剧中美化为开动员会累死了人；而李达康修路尚且属于正当理由，不过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当时不正当敛财的摊派问题有多严重，那真是标准意义的“苛捐杂税”。90年代末期，农民暴力“反摊派”的自发行为达到了一个小高峰，很多乡镇政府的红字招牌，都被农民拿着锄头砸烂了。这种自下而上的行为，成为了2005年农业税全面取消的契机。农民工的地位也很低，先不说资本家拖欠工资、卷款跑路、草菅人命这些事情，单说城市管理者就非常敌视进城务工的农民。那时候有个名词，叫“抓外流”——进城打工的农民叫做“外流”，由城管负责抓紧收容所里。另外补充一个知识点：那时候城管就是地痞流氓的代名词，收容所基本等于鬼门关。后来还是因为一个大学生在收容所里不明不白死了，这种收容遣返制度才取消。大学生的命毕竟比农民工贵，多年各大城市“抓外流”的工作不知有多少冤魂。我知道“抓外流”这个名词，是大学的时候，一位老校工来给学生会换展板，那时候正好我值班。这位老校工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因为他一条腿瘸了，特点很鲜明，但是跟他聊过的人寥寥无几。当时我就跟他聊起来了：老校工是徐州农村人，90年代的时候跟着老乡进城打工，去大城市做装修的工作。那时候很多晚上，都会有城管来“抓外流”。他跟我抱怨，城管为啥喜欢晚上来抓人呢，因为我们都睡觉呢不好跑。他们抓了我们白天可以睡觉，但我们白天得干活啊，我们得挣吃饭钱啊。结果有一天晚上，黑暗中躲避城管“抓外流”，老校工不小心摔断了腿，然而又不敢去正规大医院，怕一去就当“外流”被收容遣返，此外也是担心挣得那点钱不够看病的，于是只能找同乡中一位“蒙古大夫”简单处理，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这位老校工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毕业快十年了依然记得：“他们（城管）追着我们屁股后面打，还专门挑晚上‘偷袭’，这是拿我们当日本鬼子啊，但是我们哪里是日本鬼子呢？”国有资产流失问题，80年代是进行了部分混改、试水，而90年代则是正式开启了“加速器模式”，丧心病狂地草率处置公有资产。各地都以“政治运动”式的任务，去卖掉共和国积攒了四十年的财富。我再举个小例子，当年西西河有位上古大神忙总，据传他是某省负责国企工作的相关干部，一己之力盘活了几家被挂牌卖掉的国企，结果惹到了某位大大大领导不满，认为违背了其卖掉国企的总体政治路线方针，所以忙总的仕途生涯也就打上了个休止符。所以那时候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有多夸张，经营困难的厂子改制就改制吧，有些明明营收都很健康的厂子，在某位厂长手里忽然就经营困难了，然后被厂长小舅子超低价格收购，小舅子当董事长，厂长摇身一变成为总经理，然后经营困难的厂子忽然就活了，经营瞬间就健康了，小舅子和厂子立马身价暴涨，你说神奇不神奇？后来装都不装了——谁说只有经营不善的国企才能卖呢，经营越好得越要卖掉，还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叫“靓女先嫁”。不好的国企要卖掉，好的国企更要卖掉，因为本质就是要卖掉公有制资产，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小黑子终于露出了鸡脚。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一直是贯穿整个90年代的民生主旋律。此外，福利分房的终结也是在90年代末，正式开启了房地产经济时代。以下内容完全引用自九位院士代表的发言原文，尺度比较大，但是希望不要夹我，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历史文献，是人家专家院士代表委员说的，不改一字全文引用：建国以来，我国的卫生事业得到空前发展，许多传染病得以控制，性病被根绝，人均寿命、婴幼儿死亡率等指标都有了明显改善，曾被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银行等机构誉为发展中国家的典范，赞誉中国只用了世界上1%的卫生资源，解决了占世界人口22%的卫生保健问题。遗憾的是，时隔20年后，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WHO排在第144位，而卫生公平性竟排在第188位，全世界倒数第4位。这与我国的大国地位、与我国飞跃发展的经济状况，以及与我国的国家性质相差甚远，医药卫生事业的严重滞后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瓶颈。究其原因，主要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淡忘了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忽略了“以人为本，健康第一”的理念。我国政府向世界宣布的“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承诺，没有兑现。世界上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卫生投入列入国家财政支出的重要科目，姑且不说发达国家用于医药卫生开支均占GDP的10%以上，就连巴西也为7.9%，印度为6.1%，赞比亚为5.8%，中国只为2.7%。而且，中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在整个医药卫生总支出的比例，也逐年减少。1985年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为38.58%，1995年为17.97%，2000年以后只剩下15%左右。相反，让老百姓自己掏腰包、支付医药费的比例却逐年增加，1985年为28.46%，1995年为46.40%，2000年以后竟一直接近60%。其实，贵不贵是一种“感觉”，一种“心态感受”。只有当自己不得不消费，而自己的经济条件又难以承受时，即刻就感到贵。老百姓有病看病，是一种不情愿消费，但又不得不消费的极特殊的消费形式。消费多少不是由患者自己决定的，而是由病情决定，由医院决定。如果像大多数国家那样，病人的医疗费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由医疗保障体系承担，病人只是去看病、拿药或者动手术，他们就不会感到贵了。多年来，我国某些部门以“中国国情”为由，宣称中国不会走国外全民医疗的老路，要走一条自己的“改革路”，走的结果是走到了第188位，走到了老百姓极不满意，并无法承受的地步。 巴德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原院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原校长，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
医卫 杨雄里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医卫 强伯勤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
侨联 李连达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研究院西苑医院基础室主任
医卫 高润霖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原院长
医卫 程书钧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研究员
医卫 王红阳 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生物信号传导研究室主任
医卫 刘志红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肾脏科副主任
医卫)事实上，军队经商在当时并未完全禁止，最典型的，军队还可以出租房屋、商铺、仓库来获利，至于其他杂七杂八、或明或暗的经营活动，那就更五花八门了。军队真正全面禁止经营活动，还是到了十八大之后，轰轰烈烈的军改，让解放军从下到上换了面貌。我就说一点，军队中两个腐败大老虎——郭徐，啥时候提拔上来的呢。这个我相信大家最能感同身受、有共同的记忆，像唐山打人事件，这搁到90年代算个屁啊，太稀松平常了好不好。我记得我小时候一个人在家，父母都是非常担心的，千叮咛万嘱咐安全问题。我是石家庄人，那时候石家庄正好流窜着一个以查煤气表为借口入室杀人的连续杀人犯，人心惶惶。大家晚上能放心大胆的撸串也就是二十一世纪之后的事情，就现在我晚上回去晚了，我父母还很担心安全问题，因为他们生活的大多数岁月中，晚上是很不安全的。90年代的悍匪都是这样的：张君，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悍匪”，曾纵横数省8年，犯案十余起，杀死、杀伤近50人——直到2000年才被警方抓获。白宝山，射击天才，入狱之后发表如下言论：“政府这样对待我，我出去就要杀人。如果判我20年，我出去杀成年人。如果判我无期徒刑，我减刑出去，杀不动成年人了，我就到幼儿园去杀孩子。”出狱之后专门找警察、武警、解放军哨兵报复，打死他们之后还要抢走弹药，丧心病狂。刘进荣，海南悍匪，通过敲诈勒索、用抢劫的几十万元钱从中越边境购来20余支“五四”、“六四”、“七七”式军用手枪，微型冲锋枪、军用手雷、手榴弹、对讲机、望远镜、吉普车、摩托车等军队制式化装备，并雇了4名保镖，将集团装备成一流的地下武装，公开与当地警方抗衡。——整个8、90年代枪支管控真的不是很严格，当时在公共厕所就能看到售卖枪支的小广告，超级“理所应当”。谢先荣，湖北潜江特大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案案犯，他会开汽车和摩托车，能够修理汽车、使用枪械，具备开启锁具的技能。他像是一个“独行侠”一样，一直单独犯罪，从不与人合作，然后一次抢劫运钞车就造成了五人死亡。篇幅所限，不多说了，公开信息网上都能查到，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自己都有记忆。很多小布尔乔亚津津乐道于《泰坦尼克号》一刀不剪，然而没人记得五十集大型连续剧《抗美援朝》拍摄完毕之后，被迫无法播出，胶片全部封存。这可是古月老师饰演毛泽东主席最后的绝唱，此后因为身体原因，他只能以配角身份短暂露面，2005年因病离世，没能看到抗美援朝题材作品再一次出现在大荧幕上。同样的，喜欢《泰坦尼克号》的领导很不喜欢当时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认为是美化农民起义军，鼓励“造反”，所以《太平天国》再无重播，已经全面立项、剧本都创作了差不多的大型历史连续剧《李自成》也胎死腹中。所以，我立场鲜明地反对“90年代文化繁荣”的说法，那时候所谓的“繁荣”带有鲜明的阶级指向性。那时候时代主旋律是大下岗，可曾有作品真实地反映下岗工人的境遇？没有。只有刘欢一首“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和黄宏的一句“咱工人要为国家想，我不下刚谁下岗”。黄宏在春晚上的这句混账话，让多少下岗家庭连一个年都过不好，多少人下岗工人默默关掉了电视机。大年三十晚上都不忘骑脸嘲讽一下，肉体精神凌虐两开花。所以说“什么树上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市民家庭的子女可能因为看到了一刀不剪的铁达尼号或日漫，就对童年90年代加了一层美化滤镜，然而下岗工人子女、农民工子女、留守儿童、老少边穷地区的子弟们，对于那个年代的回忆一定是另一个样子。这里与其说是非对错之分，倒不说是立场不同，或者有些人忘了自己的立场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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