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雄师早在1936年10月15日，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即将胜利会师的喜悦日子里，毛泽东给时任红军第二方面军红6军团（也称红6军），年仅26岁的军团长陈伯钧一封亲笔信。信中说：
伯钧同志：
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你的身体好否？同志都相念的。我们都好，相见之期不远，愿共努力！此致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月十五日
毛泽东在信中称赞部将为“红军庆得干才”，体现他对这位“年轻老井冈”的充分认可和亲切关怀、思念与殷切期待；也说明陈伯钧与诸多红军战将一样，既有其共同的血染风采，更有其独特的传奇荣光。
一、以坚定的革命信念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参与开创革命根据地
陈伯钧，四川达县人，1910年11月生于耕读世家，自幼受到正统家教，崇尚正义，志求报国。在中学期间即受革命先驱萧楚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蒙，憧憬共产主义。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六期（武汉分校），接受恽代英等早期共产党人的革命教育，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27年5月参加叶挺指挥下的北伐战争，在革命处于低潮、面临屠杀危险之时，他毅然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家中父兄，以家母病重为由，唤其回家，他断然拒绝，坚决跟着共产党献身革命。
1927年8月，陈伯钧从武汉奔往江西参加南昌起义未果，于1927年9月9日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毛泽东对他的鸿鹄志向和智勇胆识，很是赏识。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三湾改编后的700余人来到井冈山下，给山上的绿林首领袁文才写信，意图合作。袁以“片林不栖大鹏”婉拒，后又希望能派人帮他训练。毛泽东选派政治强、军事好的共产党员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前去。三人上山后以他们的理想之光和厚朴正气很快感召了绿林兄弟。毛泽东也抽时与袁文才谈心，给大家讲《封神榜》中的土行孙能上天入地的神话故事。陈伯钧从中领悟到我们共产党也有上达天道下接地气的大本事，更加坚定他用马列大道改造好绿林大众的信心。1928年2月，袁部与王佐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星星之火开始在井冈山上点燃。
1927年12月，革命军1团在打下茶陵县城后，遭敌重兵反扑。团长陈浩对革命丧失信心，胁迫部队弃城逃跑。正在养脚伤的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带领陈伯钧等前去追赶。在陈伯钧等的护卫下，毛泽东一行很快追上了部队，查实叛逃罪证，将其就地捕押。夜深，毛泽东让陈伯钧立即走捷径送密信到永新县委，做好迎接准备。毛泽东随后将大部队安全带回，将叛逃团长枪毙正法，挽救了红军初创时期的一场重大危机。
鉴于茶陵教训，为加强干部教育，毛泽东创办红军干部教导大队，派黄埔四期的吕赤任大队长，陈伯钧任副大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区队长兼教员有陈士榘、张令彬等。陈伯钧既训军事又教政治，注重以革命理想和牺牲精神贯注学员心底。第一期办三个月后结业，100多名火种，立即在所到之地点燃，教导队成为全军院校的初始源头。
◆后排左起：杨立三、陈伯钧、毛泽东、龙开富、周 昆、谭希林、罗荣桓、谭政，右一贺子珍。
1928年3月，陈伯钧因修枪走火误伤吕赤致其身亡，经毛泽东严厉批评和处罚后，调到1团任副连长。他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在参加掩护朱毛胜利会师的关键性战斗中立功。
1928年5月，陈伯钧任红31团1营1连连长。毛泽东带领红31团在永新四周，以四面游击方式同敌11个团周旋25天。陈伯钧带领1连一直跟着毛泽东同敌人战斗到最后。其间，他初步领悟了毛泽东关于依靠民众的人民战争思想。激战中他大腿负重伤，被送到井冈山治疗。次年1月，敌出重兵进犯井冈山，陈伯钧被捕入狱。他坚贞不屈，受党营救，于1929年5月任红4军驻吉安代表处代表兼赣西红军第3纵队参谋长，后任赣西临时行动委员会书记。他游击于赣西各县，在扩红中注重创建红色政权，使根据地发展很快，受到赣西特委称赞。
1930年1月，陈伯钧任红6军第1纵队参谋长。他指挥忘我果断，身先士卒，在追敌中右腿再次受重伤。1930年7月，赣西南特委成立红20军，陈伯钧任军参谋长兼2纵队政治委员。10月初奉命攻打吉安，他右腿第三次负重伤，最终会合兄弟部队打下吉安县城，使赣闽红色政权连成一片。当时红军中一度存有“红旗能打多久”的悲观疑虑。陈伯钧坚信共产党一定能依靠真理和群众，以理想之火打造出理想之国。
二、以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坚决执行毛泽东的作战方针
1930年11月第一次反“围剿”，陈伯钧任红7师师长，所部受命为左翼主力红3军的先锋师。战斗中他依托有利地势和全师忘我奋战精神，以仅有的1个团兵力和武器，顽强阻击敌张辉瓒师4个团的多路反扑和突围。从当天拂晓血战至下午4时，大量杀伤敌人。总攻开始后，红军左右两大主力猛烈夹击，歼敌9千余人，活捉师长张辉瓒。接着追歼谭道源师，俘虏敌军3千余人。
在1931年4月的第二次反“围剿”中，总部命战斗力较强的红7师和红12军35师一部，由陈伯钧统一指挥，阻击敌战斗力强的蔡廷锴第19路军；集中其他各路红军，全歼战斗力较弱的第5路军。陈伯钧采取主力正面卡线与赤卫队侧后袭扰相结合，使蔡廷锴的19路军寸步难行，保证了白云山主战场首战大捷。接着随同全军，横扫残敌五百余里。
在1931年7月第三次反“围剿”中，陈伯钧率红7师随红3军，依靠群众支持，以其大智大勇在南北两路敌人中间10至20公里空隙间反复穿插，在运动中大量歼敌。在“围剿”军处处扑空、被拖垮撤退之际，会同兄弟部队，截击歼敌一个旅。追击歼灭韩德勤师和蒋鼎文师各一部。
1932年7月，陈伯钧任红15军军长，奉命率部赶到水口战场，会合兄弟部队向敌人勇猛冲杀。战场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经过几个小时恶战，终将敌人全线击溃。
1932年10月，陈伯钧因坚决拥护毛泽东作战方针被“左”倾领导免去军长职务。次年1月，面临第四次“围剿”，陈伯钧被任命为红5军团参谋长。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特别瞩咐他：“你是井冈山的老同志、老党员，在军事上你要多负责任，打得好是董振堂的，打不好要找你是问。”陈伯钧协助红5军团首长率部为右翼，全歼敌59师，俘敌师长。尔后3个军团密切协同，歼灭号称王牌的第11师大部和第9师一部，3个团长被击毙，缴枪万余支，敌第四次“围剿”被打破，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1933年8月，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对建有特殊功勋的陈伯钧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应永远保持这一光荣，与敌人战斗到底。”他深切感受到这一光荣就是英勇牺牲，为推翻反动统治而勇于牺牲；唯有正确战法加牺牲精神，才使红军战无不胜。
三、以大局为重的坚强党性，在紧急危难关头勇于担当
1933年下半年的第五次反“围剿”，陈伯钧给总部写信陈述对反“围剿”打法的意见，被“左”倾领导再次免职，10月初调他任红13师师长。此时红军各部队在“左”倾领导指挥下，处处被动，频频告急。1934年3月，敌军从北、东两路，合围新桥，敌东路军以强大炮火向红1师阵地猛攻。陈伯钧奉命率红13师会同兄弟部队向1师增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打退敌人进攻，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四处逃命。由此红13师被中革军委称誉为“坚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红5军团作为掩护全军的后卫，共有2个师，即红13师、红34师。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险恶、最关键的一仗。自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令强渡湘江以来，陈伯钧率13师一直在全军最后，担负繁重的阻敌任务。据时任红军总部巡视员的周碧泉回忆，11月30日，13师“在离湘江一百多里的文市，上午就和尾追的敌人桂系军阀进行激烈战斗，同时和赶到的周（浑元）、吴（奇伟）纵队和7架飞机作战。13师为了完成主力渡过湘江的任务，就在三面包围的环境中，与陆空炮配合作战的敌人战斗一天。”陈伯钧在当天日记中记载，部队经过连续三天的阻击苦战，在边打边追赶主力中，冲破敌机群多批次的扫射火网，绕过敌军路上阻截，将近11月30日午夜24时，才在距湘江渡口65里的宿营点集合。此时除本师人员外，还夹带比本师大两倍的落伍人员。由于没有吃饭和休息，部队饥疲至极。此时陈伯钧又突然接到军团首长催促他们立即过江、防敌截断的紧急令和陈云代表中央的紧急信，信中说：“这是紧要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将部队拉过湘江。”极度疲惫的陈伯钧，立即传令部队，争分夺秒，火速飞奔江口！他将坐骑让给重伤员，自己身先士卒，率领部队急强行军60余里，于12月1日拂晓赶到江边。刚过完江，敌人的封江炮火便打响。红1军团在湘江西岸与围截的敌军作拼死血战，以掩护全军过江。陈伯钧不负中央受命，将13师全体官兵和全部收容掉队人员按时拉过湘江，为革命保留下大批骨干。
1934年12月16日，陈伯钧复任红5军团参谋长。1935年初，因腿伤加剧，在遵义开刀治伤。他为毛泽东重回领导地位而由衷高兴，伤未痊愈即回5军团，掩护军委纵队和全军四渡赤水，抢渡乌江。5月4日，军委命令红5军团护卫全军抢渡金沙江，要求其务必坚守7天，一旦被敌截断，就在云南打游击。陈伯钧协助军团长教育部队，要用鲜血和生命坚决完成党中央赋予的神圣使命！指挥全体将士一同追堵敌人血战5天，直至3军团和1军团于5月9日晨全部渡过金沙江。红5军团在担当长征后卫中，功勋卓著。陈伯钧也以“红军的铁屁股”称誉全军。
四、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同张国焘的分裂阴谋进行坚决斗争
1935年7月21日，陈伯钧受命到会师后的四方面军任红9军参谋长。不久，得知中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同时北上。此时张国焘却借口按兵不动，执意南下，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陈伯钧即时觉察到张国焘的军中异动。9月7日，他去张国焘处，刚一落座，就听人擅自议论军内纠纷，肆意污化一方面军的反“围剿”和长征胜利。陈伯钧听后，十分震怒，当晚提笔疾书，一口气写完给张国焘的意见书，并于次日到张国焘处，痛陈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请求尽快纠正。当听到张国焘关于“中央政治局亦有很多争论尚未彻底解决，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由上而下的予以纠正”的说法后，陈伯钧立即判定军中出现的分裂言论皆是张国焘本人所蓄意散布，其实质是妄图否定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他所说要彻底解决，就是依仗其人多枪多公开向党争权。联想近日军中异动，陈伯钧顿感问题严重，在此大事面前，他不能屈身事逆，决意辞去要职，以作坚决抗争。
9月9日陈伯钧找张未果，直到9月13日，才得以见到张国焘等人。还没落座，就有一同志厉声斥责：“谁敢反对张总政委绝没有好结果”，随后对陈伯钧进行斗争性的质问。陈伯钧以亲身经历的铁一般事实作答，逐一戳穿张国焘散布的分裂谎言。他着重言明，是“左”倾领导的错误路线，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遭受惨重损失；是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才使红军浴火重生；将“左”倾领导所犯的错误完全嫁祸在新的中央头上是不对的；以此妄图否定新生的中央领导，制造分裂，是不得人心的；1、3军团坚决执行党中央决议，抓紧北上，是无可非议的；说他们是右倾逃跑，是毫无道理的！相反，拒绝执行党中央决议，脱离党的正确领导，逆道违天，是没有出路的。在场人员听到真言，多有醒悟，唯有张国焘满脸怒色，即命陈伯钧暂到总部。随后，陈伯钧被调到四方面军红军大学当教员。
1936年2月张国焘南下失败，损兵折将近半，惨重的教训使红四方面军官兵认识到张国焘的南下错误，此时中央发来共产国际关于“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和北方发展”的明确指示。在党中央坚决斗争和苦心劝告下，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陈伯钧于1936年2月16日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是年7月，陈伯钧任第二方面军6军团军团长。9月张国焘再次反对北上，背着朱德私自调动部队妄图西渡黄河，遭到陈伯钧坚决抵制，联名回电张国焘，请其停止西渡。任弼时高度评价陈伯钧对党的政治路线一贯忠诚的本质。陈伯钧也深切体悟到，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党的领导核心确立与否尤为紧要。
五、以对党的无限忠诚，永葆共产党人的信仰底气、奋斗志气和守正骨气
1937年8月红军整编为八路军，陈伯钧任359旅旅长。10月中旬，部队奉命开赴抗日前线。正当他要与日寇决一死战的久盼夙愿即将实现之际，发生一件意外事故。他在10月17日的日记中如实写道，“因摩托学校的汽车司机不载袁会计上延安领公款，还蛮横无理吵闹，我劝告无效，气急之下打了司机一个嘴巴，真是鲁莽不该！”毛泽东很快知晓此事，19日即通知他去延安，先后三次同他谈话，从原则高度从严批评并耐心教育了他，让他暂缓去前线，到中央党校学习。陈伯钧光明磊落，知错认错。入校后结合检讨错误，深切领悟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好主观与客观、片面与全面、局部与全局关系的谆谆教诲，领会尊重客观、尊爱群众这一马克思主义精髓，决心从归根立本上改变性格，戒除烈躁；铭记“用心若镜，与物为春”的古训，做一个有城府、无脾气，讲究方法策略的人。在党校学习期间，他还根据对日作战需要，总结撰写《游击战术的袭击与埋伏》一文，经毛泽东修改后发表。
党校毕业后，陈伯钧被任命为抗大训练部部长，将忘我奋战精神贯注在抗大的教育训练和“三八”校风的培养中。不久，他任抗大二分校校长，到枪林弹雨一线办学，加速前线干部培养，抗大二分校被晋察冀军民誉为“干部源泉，抗战堡垒”。1939年9月，他率领学员积极配合120师358旅取得被称为抗日战争中敌后模范歼灭战之一的陈庄大捷。
1942年5月，经毛泽东点将，陈伯钧先后担任延安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保卫延安的129师385旅副旅长，1945年8月又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副参谋长，在保卫党中央的各个重要岗位上努力将部队建设成让党中央放心的钢铁劲旅。
解放战争开始，陈伯钧主动请战东北，带领800名干部挺进东北作战一线。1948年5月担任第1兵团第一副司令员，有力配合司令员萧劲光，积极贯彻毛泽东作战方针，助战辽沈，伐谋长春，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嘉勉；随后率部入关、围隔平津，确保北平和平解放并成功改编傅作义部队。后又主动兼任45军军长，挥师湘桂。在著名的衡宝战役中，他受命统一指挥12个作战师全歼白崇禧主力2.9万余人，被列为经典战例，受到苏联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的专访。随后领兵剿匪，歼敌20余万，为民根除百年匪患。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再造他人生中的第二次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钧被点将，配合刘伯承元帅创办南京军事学院。他从训练部副部长做起，很快解决了学院开办无教材和缺教员的两大难题。在借鉴苏军现代化作战经验中，他坚决贯彻刘伯承指示，既反对生吞活剥，又防止故步自封。1952年受刘伯承委托，他率领学院见学团，到抗美援朝战场一线见学，整理出具有现代化战争特点的全盘作战经验。在不断改进提高中，逐步开创出既符合现代化作战需要又符合我军建设实际的教学新路子，为我军培养出众多优秀的中高级指挥人才。教学中他以丰富实战经验，科学精辟地总结阐述毛泽东军事理论的核心内容和决定性指导地位，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在全军扎根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1955年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国庆70周年时，小女儿陈稚勉举父亲陈伯钧画像，参加致敬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
从1958年至1962年，在遭受反“教条主义”的错误批判中，陈伯钧坚持实事求是，抵制过“左”做法，坚守正确方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无端诬陷和严重迫害，他坚守真理，奋力抗争，尽力保护上级领导及同级、下级战友，在重病中写下40余万字的申述材料，不为己悲，乐向未来，坚信正道必胜，党的事业必然兴旺发达。
1967年5月，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亲切接见并问候他。1974年2月，陈伯钧病逝，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诸多将帅和战友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人们深切怀念他，衷心敬仰他。1986年2月，徐向前元帅给《陈伯钧日记•文选》题词：“陈伯钧同志的光辉业绩是永不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