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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年底,莫言被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在颁奖典礼上,莫言以《我怎么成为作家》为题演讲,他是这样自我描述的: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
现在头条上网友对莫言的批判,似乎也认同了莫言的文章就是暴露。但这样就上了莫言的当了。莫言作品的要害,并不在于暴露,而在于对于共和国前三十年的造谣抹黑,在于对于共和国的仇恨。
在莫言的眼里,新中国只有饥饿,只有贫困:
他在他的散文《吃相凶恶》中写道—— 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来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问我们吃什么,大家齐说吃煤。老师说煤怎么能吃呢?我们张开乌黑的嘴巴说,老师,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香极了,老师吃块尝尝吧。老师是个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煤怎么能吃?一个男生讨好地把一块亮晶晶的煤递给老师,说老师尝尝吧,如果不好吃,您可以吐出来。俞老师试探着咬了一小口,咯嘣咯嘣地嚼着,皱着眉头,似乎是在品尝滋味,然后大口地吃起来了。她惊喜地说:“啊,真的很好吃啊!”
他在他的得奖感言中说,“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
莫言在回忆童年时称自己童年是黑暗的,是在饥寒交迫中成长的。可奇怪的是,拍摄于1962年的照片中,身穿棉袄的莫言,似乎显得白白胖胖的,看不出饥寒交迫的样子。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显然对莫言的作品的意图的把握是准确的,所以,他们才会在给莫言的颁奖词中直言不讳:
“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达天文数字:女孩子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莫言就此话题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莫言的故事都伪装成神话和寓言,将所有的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
莫言是不是真的如他所说,“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不是的,他是有歌颂的,但是是有选择的歌颂。
他歌颂的是国民党反动派,是地主还乡团:
司马库(《丰乳肥臀》中人物,“福生堂”二掌柜,上官招弟之夫。抗日别动大队司令,还乡团。)夫妻打走了八路军来感谢母亲,在她“乳沟里洒上了法国巴黎生产的紫夜牌香水”,司马库还对她说:“老岳母,感谢您为司马家护住了这条根,从今以后,您就等着享福吧,高密东北乡是咱们的天下了。”母亲并无异议,对辛苦抚养他的儿子也没有半点牢骚,只是对司马库的妻子说:“你要真有孝心,就给我图下几担谷子吧,我是饿怕了!”
一年后,八路军又打回来了,还乡团被歼时,莫言眼中司马库在危急中仍然关心人民,对着手下人大叫:“投降吧!兄弟们,别伤了老百姓。”
在作者眼里,家有短枪队的大地主、“福生堂”二掌柜司马库就是一个活菩萨。同村的赤贫孙哑巴兄弟五个在大街上追杀了他家一头大骡子,他不但没说一句狠话,反而赏给了五块大洋。司马库再次亮相时就是一个抗日英雄了。为了阻击日寇,他既在蛟龙河拱石桥上大摆火龙阵,又爬上铁桥锯断钢梁,颠覆了鬼子的军列。
而八路军则是一群强奸犯,八路军班长孙不言强奸了上官家的一个姑娘,抗日打鬼子的黑驴鸟枪队的几个战士,在教堂里轮奸了上官鲁氏。
就连在中国犯下滔天罪恶的小日本侵略者,也成了他歌颂的对象:
在《丰乳肥臀》中,凶残的日本侵略者从高密县城到乡下不是去“扫荡”,去烧杀掠夺的,而是下乡做好事,开展亲善活动的。其指挥官和军医都像菩萨一样,热心救活了上官鲁氏(即所谓母亲)一家的三条人命(上官鲁氏(母亲)临产几天几夜生不下来,母婴即将双亡的时刻,是日本军医救了她母子女三人的命)。其军队也是纪律严明、秋毫不犯,既未掠夺老百姓的财产,也并不强奸妇女,即使对上官鲁氏家那几个美若天仙般的姑娘,日军也未动淫念。
侵略者的形象在莫言的眼里就是威风凛凛,高大威武:“东边高高的河堤上,二十几匹日本大马驮着日本兵,摆成两路纵队,水一样漫过来,尽管堤上烟火弥漫,但日本马队队形整齐,大马探着头,迈着小碎步子,一匹追着一匹跑。跑到陈家胡同那儿,前面的马带头冲下河堤,后面的马紧跟着,沿着河堤外的开阔地,突然加快速度。日本兵齐刷刷举起了耀眼的、窄窄的长刀,嗷嗷地叫着,旋风般卷过来。”
很明显,莫言的“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就是以“暴露”为借口,对共和国前三十年的造谣抹黑,以此宣泄对于共和国的仇恨。莫言的“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他只是对于生他养他造就他的共和国决不歌颂,但是对旧中国的国民党反动派,地主还乡团是歌颂的,就连在中国犯下滔天罪恶的小日本侵略者,他也是要歌颂的。
司马南在与上海王姓女研究生的通话录音中针对该不该唱赞歌时回应说:为什么文学作品不能用来歌颂人民,歌颂祖国;为什么不能用来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用来歌颂为国捐躯的英烈?
莫言才不会歌颂呢,在莫言的心里,似乎只有仇恨,仇恨,仇恨。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毒草让它出来,然后锄掉,锄倒可以作肥料。”
莫言可怕吗?一个莫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中国的文坛,可不止一个莫言,可怕的是,中国的网络上,还有大量的莫粉。【文/宁可抗日死,本文为作者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