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起飞，是需要大量的投资的！然而按照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论述，毛时代初期基本社会经济条件达不到，人均GDP只有27美元，不足印度的一半（57美元），投资的能力更是不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带领中国经济进行了“强行”起飞！ 从历史经验看来，旧中国在所谓的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无法集中足够的剩余去投资，甚至不能让有限的社会剩余流向合理的产业门类。中国的资本积累条件不佳也使得资本家信誉很坏，直接导致了“一化三改”（即“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决策。中国的经济起飞将不再依赖资本的整合作用了，而是由国家政权主导工业化进程。 要知道，劳动力是资本之母！人类的双手，可以创造一切财富！ 尽管一方面我们严重的缺少投资和资本积累，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同时拥有着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劳动力！
因此，新中国的经济起飞，就要求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和动员力量。比如农业互助组、合作化到人民公社运动，把分散劳动力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努力，卓有成效地进行土地平整和农田水利建设运动，把新中国的灌溉比重提高到40％，保证农业的剩余生产水平足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 在1956年之前，在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的劳动力组织化的过程已基本完成。 “强行”起飞的经济发展，还有一个根本要点是如何分配中国有限的剩余。 从“一化三改”到“三面红旗”，中国的制度设计更加丰满起来。三面红旗的具体内容是：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在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上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和人民公社（实质上就是立足于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组织起来的基层政权强化形式）。
“三面红旗”的全部内涵的表述，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间就已经完成了，最后又以这篇文章为蓝本书写了八大政治报告，在八大会议中间就这个政治报告又作出了决议，全面肯定了新中国的剩余和资源分配重点，劳动力资源利用的方向和目标。从后来20多年的执行情况来看，这个方针是基本落实了的，也实现了以集体化促使农业增产并支持工业进步的预期目标。 中华民族逆天改命，从最低谷的最强力反弹，从这里开始！ 于是，我们就见到了这样的的一个结果：从资本形成速度看，1952－1977年25年间，平均加权的积累率达到30.44%，相当于解放前“黄金十年”的600％；从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动员与运用成就看，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是依靠人工劳动为主，修筑了接近2亿亩梯田，8万座水库，20余万公里的江河堤防，并大量推动民工参与修筑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国民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超过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一倍以上，初步建成了独立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独立完整的工业技术供应体系。中国的主要工农业品产量，按照实物指标在1970年就达到世界第三位，到1990年的时候中国还是这个位次，在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才上升到世界第二位。
现在中国的所有“经济辉煌”，其最艰难、最光荣、最伟大的，毫无疑问是这个“强行”起飞！没有前面的逆流而上，从善如登，艰难起飞的高起点，就不会有后来化公为私和承接世界产业转移的以逸待劳和水到渠成。 那么，新中国逆天改命的经济变革，第一步是究竟是如何迈出，如何规划的呢？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如何？基本建设的投资如何分配？各工业产品之间如何协调和规划？重工业的各门类、轻工业的各门类都是怎样的规划？农业的各个方面是怎样的一个规划？运输的各个门类和邮电事业又是怎样的规划？以及人才干部的如何培养，等等，在这本1955年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都有细致的展开。 读懂了它，你就读懂了国民经济的运作！读懂了它，你就读懂了新中国的巨型蓝图；读懂它，你就读懂了毛主席在经济上的高潮造诣！ 然而，社会的发展从来不是纯经济的！还有各种反动的暗流在汹涌流动。 在新中国起飞之初，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是严重的！毛主席后来注意到的干部内部的问题当时还是次要的问题。1949年-1959年的这十年之间，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国如何确立？如何保卫社会主义的建设？如何镇压敌人、如何改造罪犯、如何订立人民法制，如何团结和争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新中国的第一个十年，也是格外的不平静！ 在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之际，罗瑞卿、张鼎丞、以及各省市政法部门的负责同志，叙述了建国十年以来与反动势力的坚决斗争。 今天，中国的宏观经济成就是辉煌而炫目的，但如果因此就将它神秘化，神秘化成中华民族的神秘东方力量，神秘化为80年代之后的产权和管理操作的神奇力量，神秘化为资本的力量，那都好比是盲人摸象！ 返回它最辉煌、最光荣、最初始的时代，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是中国劳动人民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与劳动、以及劳动的合理安排，才是中国经济起飞的核心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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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雄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