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雄师
山远风自闲，江清映晴空。
忽悲为何事，乱世多变中。
–《世相》
在此前抗疫与躺平的“博弈”中，每个人包括自以为为民请命的公知，都是在为自己的阶层说话。可是，放开后正在发生的事实：城市的底层劳力、乡村的农民他们如何保护自己？能负担得起的中医或者传统的食物调理智慧，又早已妖魔化或者失传成迷信，自废自我防护治理的武功。也许，只有在大乱的时候，或者抽掉一些权贵公知的体制红利，没人再为他们服务的时候，才会幡然醒悟：不能脱离人民生存。
伟人告诉我们，紧紧依靠人民，代表人民的利益，得到人民维护，这是有条件的。那就是你做的事，要真正利于他们，还要通过宣讲告诉他们，平白易懂，让每个人民都知道你做的事，感受到对他们有利。否则，哪怕你做一千件事，都可能传不到人民手中和耳中。那么，人民如何爱戴你，如何与你鱼水相连，支持你，载你入青史。
公知们还常用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试图表达自己的真理性。比如，有人说，“生产是生命整个过程的必然追求，是一个绝对的抽象摡念，由生产追求演变成今天的经济话动，仍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管生产力怎样。而生产关系属人的社会形式，由道德衍射而来。”然后其得出结论：“有矛盾互相冲突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显然，这是所谓知识分子用来混淆是非的常见论点，是错误的。
我们要澄清：生产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客观存在的展现。本质上，抽象是由客观事物提取出来的共性，而形成了概念。生产除了作为概念在哲学领域代表了抽象的共性，更是作为客观存在，为生产活动的物性展现。很简单地，如果生产不是实体，我们吃饭，是依靠什么？是靠概念吗？还是靠真正成产出来的食物？
因此，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物质是第一性的，物质决定意识是正确的。同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也是正确的。可鉴于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当其与生产力匹配时，就应当在生产力充分发展之前，构建完善的生产关系。如此，生产关系才能持续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否则，生产力越发达，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负面作用就越大。
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在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毛主席的所作所为，包括1966年以后。我们越深入历史，越对照现实，就越能体会和理解伟人的伟大。他的功与过早已由时间做出判断，无须再浮于混淆是非的舆论中，接受泛滥的伪论批判。
今天我们继续走进历史，揭开1966年之前新中国发展的真相。
1964年，伟人原本计划把建设重点放在民生，加大“吃穿用计划”的投资。（若这一计划得以实施，那个时代的人民就不用再那么苦，注意是生活条件的苦，非精神感受的苦）。可正在这一年，美国侵略越南的战争打响，威胁直指与之接壤的中国。当时，美国还曾考虑先发制人对中国发动军事袭击，阻止中国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同期，苏联近百万大军压境，一度将其战略导弹对准我国，给我方华北地区造成严重威胁。而在西南部，曾被击退的印度军队仍在中印边境虎视眈眈。在东南部，蒋集团一直窜扰不断。彼时，新中国，几乎四面受敌。
在这种紧迫的国际环境，迫不得已，伟人调整建设的次序，把“农轻重”变为“重农轻”。三线建设以及现代国防建设要加大投资，农村建设不得不减少。这也解释了那时候农民还是苦的其中之一原因。但那以后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再也未出现大跃进那样的全国性饥荒。无论多动乱，毛主席始终手执一条底线，不让政治的失序影响生产的失序，对全局进行总控。
我们看当时的经济发展。若按照1964年全面复苏的势头，国民经济是能迅速发展的，预计三五年计划提前两年完成。1965年9-10月，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草稿）》。1966年，三五计划开始执行。实际上，许多项目从1964年底就已动工，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1966年4月，国家计委报告指出：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第三个五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比如，许多重大项目（包括攀枝花铁矿、四川天然气、成昆铁路等），预计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他们肯定道：“从现在的情况看，三年的时间完成原定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是完全可能的。”
这说明，1962年对“大跃进”的错误纠正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是非常显著的：能调动全国资源，带领全体人民参与，以最快速度建设国家，造福全民。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1965年有人要搞乱伟人发起的全国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呢？比如他们的手段是极左的（作风法家），路线却是极右的（走新民主主义）。这让毛主席不得不决定在1966年发起更大的运动对其纠正（继后不料陷入另一种错位）……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从此转向。
我们如今回顾，为何那十年能乱而不崩？很大原因在于，在伟人时代，社会主义体系是能独立运作、分工与分配较为均衡的。就像一个系统化的机器，局部混乱，不影响整体运作。这又赖于三个核心要素：一是有最高领袖的总控制，以及周总理的纠偏维稳，关键时候能及时稳住局面，不至于出现内部大分裂而崩坏。二是经过长达23年革命的洗礼，一方面无产阶级作为执政党，牢牢掌握军事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另一方面人民百姓翻身当家做主，与共产党建立起深度的信任，是忠诚与热爱的鱼水关系，向心力强。
三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让生产资料公有制有了经济基础。城市的工厂集体所有与农村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让公有制有了社会组织结构作支撑。这一整套体系，将全国人民纳入其中，避免出现分配严重倾斜，导致阶级两极分化等现象。此外，七十年代伊始，随着国际形势好转，伟人大力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生产设备，还鼓励各地以公社为单位建设乡镇企业。
这是那十年的正面发展真相。不过，我们终究要正视这样的教训：那场动乱最大的根源在于失序。失序而失衡。混乱而极端。落到每个人身上，就是颠倒是非黑白，没有秩序，受苦甚至受辱。这是非常态化的十年。但毕竟又出于上述原因，而不至于崩塌。
可见，组织化的秩序，以及底层的向心稳定，对于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作用多大。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能延绵至今，何尝不是这一原因呢？只是古代向心力在儒家教化，如今应当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教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