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雄师老人家走了四十多年了。
现在很多公知污蔑老人家的时代，把那个时代诋毁得一无是处，还列出种种罪状。
这其中就有大跃进，一直被公知们视为抓到了把柄，进而大肆攻击。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大跃进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会出现这场运动，其中的问题到底应该归咎于谁的头上。
大跃进的产生，并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存在历史背景，我们现在还原当时的实际情况，从头说起。
1949年10月1日，共和国诞生。
同年12月底，老人家出访苏联，重新签订中苏之间的关系条约，因为此前民国政府与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于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这个看似友好条约，其实并不友好。
当时的民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外蒙古也就是在这个条约中失去的，而无耻的公知们却将此归咎于老人家头上。
这个条约还规定：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享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当时的民国政府主权不完整。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要求完整独立的主权，因此老人家前往苏联，重新签订两国的关系条约，收回对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的主权。
但是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不同意，理由是不能违反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精神，防止给西方阵营修改其他现有势力范围的借口。
实际上，由于1905年日俄战争中，沙皇俄国与日本在我国东北交战，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因此苏联把对日本关东军的胜利当作是对之前日俄战争的复仇。
因此他们不可能轻易将这个胜利的成果交还给新中国，于是苏联提出没有战争的情况下，以上获得的这些特权三年之后归还新中国。
换句话说，正常情况下，中长铁路、旅顺、大连的归还时间不迟于1953年。
不可否认，苏联在当时给了我们极大的援助。
1950年2月14日，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注意，这个条约周总理加了两个字“互助”，以区别于之前国民党签订的条约。
在这个条约中，我们提出了3亿美元贷款，老人家拟定三年还清。
斯大林表示，偿还期可延长到十年，年利率定为1%。
关于东北的权益问题，由于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这个问题被暂时搁置下来。
等到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时，斯大林已经去世。
苏联新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上台，苏联内部发生了巨变。
1956年，赫鲁晓夫开始了对斯大林的批判。
但是，按照之前的约定，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三年之内无战事，苏联理应归还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港口。
也就是说，1956年苏联应该履行之前归还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的承诺。
苏联雄踞北方，虽然领土幅员辽阔，但是缺乏优良不冻港，因此从沙俄时代就一直在寻求一个出海口。
面对中长铁路、旅顺和大连控制权的失去，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自然不甘心，因此在1957年突然撤资。
1958年，苏联向我们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建议。
赫鲁晓夫表示，由苏联出钱出技术，与中国构建联合海、空指挥机构和通信电台系统。
实际上，就是让我们称为其军事基地。
当时我们的海军力量还很薄弱，即使建立“联合舰队”，即使双方共享，掌控权实际上在苏联手里。
更重要的是，这涉及到主权完整性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有尊严的国家。
我们被西方践踏了一百年，决不允许再出现这种丧权辱国的事情。
今天有些人可以不要脸地活着，美其名曰去这叫权谋之术，其实就是不知廉耻的二皮脸。
但是当时的人宁死不屈，那时候的人穷，但有骨气。
老人家当时的态度就是一个字：滚！
当然，意思是这个意思，话是另外一个说法。
老人家说，你们把整个中国都拿去好了，我重上井冈山。
意思就是，打不过你们，我也要跟你们打，哪怕是重上井冈山打游击。
从那时候开始，中苏开始出现分歧。
1957年，苏联停止了对我们的投资，并且要求我们还债，于是财政出现赤字，中央无法对地方实现财政分配。
现在问题摆在你面前，你如果站在老人家的角度，你该如何处理？
西方对我们实行封锁，苏联停止对我们进行投资，还逼迫我们还债，财政出现赤字，全国有6亿人要吃饭，怎么办？
不能对地方实行财政分配，那就只能让地方自己想办法解决实际问题。
1958年初，老人家提出“调动两个积极性”，也就是中央和地方都发动积极性，而不再是之前由中央来全面拉动。
地方政府也要想办法加入到工业化建设中来，因为工业化不能中断。
于是，我们将财权、计划权、企业管理自主权等多项权利下放到地方，希望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灵活地利用政策来加快发展。
大跃进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了。
但是，当时我们地方干部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很多都是文盲，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怎么搞工业化，这样的地方干部，自然无法领导地方搞出什么名堂。
他们依然是按照苏联那套模式来搞生产建设，离开了苏联专家，他们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出现了高成本、高浪费的情况。
有些地方干部为了自己的政绩，开始谎报生产，于是出现了浮夸风、虚报风、共产风。
当时合作社从初级进入到高级，劳动力聚集到一起之后，确实可以比单干产出更多收益，而且客观上为了维护军重装备生产线，只能由村集体来让这些工业品下乡，由此才能保证从土地上提取剩余价值，以维持住工业化建设。
但是，地方干部却高估了这种创造力，并且有些人除了文化水平不高之外，还带有一些投机心理。
因此，大跃进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当时财政无法对地方实行分配时出现下放权利出现的情况。
实际上是一场自下而上的运动，并不是我们当时的顶层设计。
今天被公知们大肆攻击的大跃进，将罪名扣在老人家的头上。
但是，事实上是老人家要这么搞的吗？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为了维护工业化建设，在外资停止投资还要求还债的情况下，在财政出现赤字的情况下，到底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大跃进并不是我们当时的顶层设计，而是权利下放到地方之后，地方干部出现的问题，算在了老人家的头上。
老人家对此的态度又是这样的呢？
老人家认为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是好事，只有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渡过难关。
既然群众发动起来了，那就不能泼冷水，只能在实际工作中去纠正和解决出现的问题。
不能既放了权又不准干，那就成了言而无信，以后群众还怎么信任我们呢？
老人家相信胜利来自人民群众的力量，所以他从来不打击群众运动，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出现的问题。
他愿意承担大跃进中出现问题的责任，但是，他反对虚报浮夸，反对这种不实事求是的做法，这些在《毛泽东选集》中都能找到。
今天公知们诋毁那个时代，而他们又能有什么高明的做法呢？
污蔑诋毁那个时代，公知们是能人，却从来不告诉大众，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如果你想了解过去那个时代的真相，请关注下一篇《公私合营：走工业化的必然之路》。
